我对这1855年的分级文件倒是万分感激， 它不但让我真正了解了自由经济的运作对整个（葡萄酒）行业的冲击，也让我更了解，如果没有1855的事迹，法国的葡萄酒也不会成为当今的典范了！
——林之樱
波尔多(Bordeaux)取自法文的“au bord de l'eau”，即“沿水”的意思，位于法国的西南部，这块土地夹在吉隆河和大西洋之间。这次旧地重游，是为了探讨一份超过150年历史的文件——《1855年波尔多葡萄酒分级》。因为它主宰了葡萄酒业者的命运，更是全球消费者不可或缺的准则。
为偿所愿，我特地找来了旅居法国的著名美国历史学者小杜威·玛克汉 (Dewey Markham, Jr)， 与他畅谈波尔多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事迹。我们也造访了相关的酒庄，与主人一同走入时光隧道。
异国婚姻挽救波尔多
波尔多左面的大西洋造就了清爽的气候，加上富矿物质的土壤，为种植葡萄带来利好条件，葡萄酒很快成为这里的主要出口货品。在罗马时代，波尔多被视为战略性的港口，除了葡萄酒，从这里转运到其他省府的货品包括锡和铅。波尔多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风光时曾经是罗马奎坦的首都；潦倒时被不同部落蹂躏，直到一段异国婚姻挽救了这块惨被遗忘的土地。
在12世纪初，奎坦的公爵夫人埃莉诺和精通法语的公爵亨利普朗塔共结连理。他们俩的年龄相差十一岁，年纪较大的埃莉诺刚与夫婿离异便向亨利提亲。她眼光独到，婚后不久亨利公爵便继承皇位，成为亨利二世国王，波尔多也顺理成章的成为英国领土。英国皇室和达官贵人对波尔多的葡萄酒情有独钟，它的声望就此与日俱增，葡萄酒业绩也跟着蓬勃起来。
16世纪波尔多被法国并吞，正式成为法国的一个区域。虽然法国的贵族都是爱酒之人，巴黎和波尔多的距离却成了绊脚石，事因当时的法律规定关税和距离是成正比的，波尔多的葡萄酒自然比其他地区如香槟和布根第来得贵。到了17世纪，波尔多商人集中于发展国际市场，荷兰和英国成为他们的主要出口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国家分别扮演了塑造现代葡萄酒性格和品质的角色。
两个国家塑造葡萄酒性格
荷兰人是出了名的精打细算，他们的目的是把葡萄酒转卖到其他荷兰殖民地，以当时的储存科技而言，品质再好的葡萄酒环绕地球一圈后也会黯然无光。为了确保葡萄酒不会变坏，荷兰商人无意间发现了利用硫磺来为木桶消毒的程序。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硫磺的真正功能，只是在误打误撞的情形下发现，燃烧后的硫磺能够使葡萄酒耐久一点罢了。感谢荷兰人的这个发明，要不然波尔多的葡萄酒还是停留在“即酿即喝”的时代呢！
英国人是名副其实的爱酒一族，与荷兰人不同的是他们买回来的葡萄酒都是给自己喝的。当时的消费者都是中上阶层，对品质要求甚高。久而久之，波尔多葡萄酒的价格随着需求而节节上升。到了17世纪末，英国人对波尔多的认识已经超出地区的划分。他们能够直接向某个社区订购葡萄酒，甚至是向葡萄酒庄取货。
为庄园品牌促销打前锋的是波尔多著名的欧比翁堡（Chateau Haut Brion）庄主Arnaud de Pontac。这位独具慧眼的庄主老早就看透品牌意识的重要性，1666年间派儿子到伦敦设立一间叫做Pontac's Head的旅社，以便推销酒庄的葡萄酒。当其他波尔多葡萄酒庄看到市场号召力所带来的财富后，也开始仿效Pontac的策略。很快地，不同“级数”的酒庄陆续产生。这些级别是由市场的供求决定，它没有书面证明，只是消费者对酒庄的期待。中介商利用这个市场指标来判断他们应付的价钱，是一个流动清单。
美国总统Thomas Jefferson 到访波尔多时，消费者的心目中就拟定了三级庄的排名了。20年后，第四级和第五级也相继诞生。这个非正式的分级排列拉近了消费者和波尔多酒庄的距离，也是促成1855年分级的其中一个元素。
1855年分级
1855年，拿破仑三世宣布在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世界各国被邀参展。展出的货品各式各样，当然少不了葡萄酒。 香槟和布根第区的同业写信告知波尔多人关于这次展览。开始时波尔多酒庄主人不太热衷，反正他们的葡萄酒客户大多来自英国和荷兰，没必要花这种力气。
直到有一天，商会里的几个成员如梦初醒，觉得不应该让同业的葡萄酒占据整个博览厅，于是决定参展。可是，波尔多的酒庄实在太多了，他们总不能随便拿几款酒去参展，要就得挑选出最好的！可是“最好”应该如何定义呢？为了公平起见，这项工作该让葡萄酒中介商执行，因为他们最清楚消费者的选择，葡萄酒分级应该反映出消费者的采购模式才对。
中介商接到任务后马上行动。他们从过去50年在市场上售卖过的红葡萄酒里（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流动清单），找出首60家酒庄，然后依惯例分成五级，这个排名根据的是葡萄酒的市价和它们的长期品质。因为波尔多人临时才决定参展，这群中介商只好用最直观的方法来完成任务。很难想象吧，自由经济竟然在这群葡萄酒商人的身上表露无遗！
这份临时的小结报告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成了一份创始文件。这就是《1855年波尔多葡萄酒分级文件》的来龙去脉，它历久不衰的原因在于它的公平。因为它的草拟是临时的，是直观的，所以没有人质疑它的公平。
这份遗嘱般的文件在150年里只做过两次调整——康特梅尔堡（Chateau Cantemerle） 很快被加入五级酒庄的行列，而木桐侯奇堡（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则在百多年后从二级酒庄成为一级酒庄。
这60家酒庄在过去150多年屹立不倒，当然其中有些是从家族经营变成企业化，可是它们严格的品质要求依然不变，也是这份名单至今仍是受追捧的原因。多年来，葡萄酒价格经过市场的供求不停地调整，四级庄葡萄酒的价格可媲美二级庄，后者的市值也开始拉近一级庄的原售价。不管是葡萄酒商、侍酒师，或是葡萄酒爱好者，他们对1855年的分级名单是熟记在心的，也时常争议排列的名次是否与时并进。可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越受舆论关注的酒庄，就越获利！这便是我们常说的“No news is bad news”。
文明世界的感人故事
探讨这个历史事迹的当儿，我偶尔发现一篇感人的文章。那是法国记者Jean-Paul Kauffmann在L'Amateur de Bordeaux 1988年期刊写的。他记述了自己1985年在贝鲁特遭绑架后，囚禁在黎巴嫩监狱的生活。为了维系记忆，他不停地背诵1855年的分级名单，把60家酒庄的名字写在烟盒纸上。每当他换监狱时，兵士就会把这些纸条丢弃，他又得从新写过。
到了1986年底，他的记忆开始退步。兵士把铅笔拿走，最后连五级酒庄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当时的他感到非常悲伤，不能熟记1855年分级是不是意味自己快变成一个没有文明的人、一个野蛮人？幸运的是，Jean-Paul终于在1988年被释放，回到文明的世界里。
和小杜威·玛克汉一起旅行是一件乐事。除了听不完的故事外，我们每到一个酒庄都受到热情的款待。品酒成了一件每天都可做到的事，我对这1855年的分级文件倒是万分感激，它不但让我真正了解了自由经济的运作对整个行业的冲击，也让我更了解如果没有1855的事迹，法国的葡萄酒也不会成为当今的典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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