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慵懒地照在他的脸上，他眯着眼，嘴角上翘，双手轻轻拍打着沙发的扶手，脸上流露着的是一种安详与淡定。
阳光、柔软的单人沙发、孩子般的微笑，充满了这位88岁葡萄酒泰斗级人物的晚年生活。谁都无法相信，这位性格平和、安详的老人，身上竟承载了新中国葡萄酒发展60年的见证。
他是一位满怀热忱的老人，更是一位葡萄酒行业的大师。他铸造了葡萄酒行业的传奇，是中国葡萄酒从研制到工业化生产的奠基者，他为中国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相结合搭建了桥梁，他将中国葡萄酒的魅力播撒到黄河故道，传递到河北沙城、昌黎，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或许再过百年，他的成就仍无人能望其项背。但面对功绩，郭其昌总是淡定地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一个平凡人。”
责任造就了一颗爱国心
每次谈到自己的从业经历，郭老总是一字一板地告诉《华夏酒报》记者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何事，源于何因，五要素一个都不缺，那种认真让记者感受到面前这位“重量级”老人的可爱。
郭其昌的入行源于偶然。1946年夏天，郭其昌从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毕业回到青岛，经人介绍，到青岛敌伪产业清理委员会，负责查抄工作。后来，经青岛啤酒厂厂长朱梅介绍，于1946年冬去了青岛啤酒厂。1947年春天，啤酒厂新接收了美口葡萄酒厂后，朱梅便派郭其昌去管理。从此，郭其昌进入了葡萄酒界。
1954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郭其昌为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国际日内瓦和平大会酿造了一批香槟酒，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周总理回国，指名把该香槟酒作为国宴用酒。
1957年2月，郭其昌被轻工业部派往越南河内酒厂援助，解决了河内酒“喝了头疼”的问题。随后，郭其昌还帮助越南解决了一系列酿酒技术中的“疑难杂症”，得到越南政府大力嘉奖，并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当时越南政府极力挽留我，并许诺给予优厚待遇，但我一心想要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多做点事情，多贡献自己一点力量。”老人说话的表情虽然平静，却让记者感受到一种震撼的力量，一种来自爱国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
成绩激励着一颗事业心
“葡萄酒质量好坏，先天在于葡萄，后天在于工艺。”这句葡萄酒行业里的经典语录，便出自郭其昌60年从业的经验沉淀。
1958年，轻工业部糖酒工业管理局部属的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成立，郭其昌被分配在果酒组任项目负责人，逐步摸索出好葡萄酒需要好葡萄这一“准则”。在研究所领导的授权下，郭其昌与两家葡萄栽培科研单位合作重点研究《酿酒葡萄优良品种选育》这一课题。从1959年到1968年共选育出16个良种。正是郭其昌及时发现葡萄与葡萄酒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效地纠正了中间的偏差，才使得中国葡萄发展得到了提升。
当记者问到郭老自己最骄傲的是什么时，老人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孩子般的笑容：“干白和干红就像我的孩子，对于成绩，我更多的是面对自己孩子时心中涌出的那种欣慰。”
当时郭其昌负责轻工部酒类产品的对外贸易， 中粮在香港的五丰行公司，经常派人与郭其昌商讨酒类产品的对外事宜，一进一出之间，就使得郭其昌进一步了解到国外葡萄酒的具体情况。
时间一长，郭其昌发现国外大多发展成熟的葡萄酒国家饮用的多为干型酒，而当时中国的葡萄酒市场只有甜型酒，于是郭其昌再次拿起笔，向上级写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报告，希望能够完成国内葡萄酒由甜转干的科研攻关项目。1975年，国家正式下达了科研任务，并委派郭其昌为该国家项目负责人。随后，郭其昌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进行实地考察。
1979年，中国第一瓶龙眼干白在沙城问世。
1983年，中国第一瓶干红在河北昌黎研制成功。
短短的四年时间，中国葡萄酒事业的发展可以用“飞速”形容，但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留下的是郭其昌在试验室、在葡萄园、在一线车间里鞠躬尽瘁、任劳任怨的身影。
随后，郭其昌又多次考察全国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先后在新疆鄯善、甘肃武威和宁夏玉泉建立葡萄园和葡萄酒厂，并为山东、安徽等全国酒厂解决人才、技术、葡萄种植等问题，将当地葡萄酒事业的发展以“手把手”的方式“硬推”上了正轨。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9年，郭其昌就提出葡萄种植要“限产”的观点，更是以父子三人的名字，在业内杂志中发表了《我国酿酒葡萄发展展望》一文，这也是我们国家早期认识到限产问题重要性的文章。如今，限产的理论渗透到行业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酿酒葡萄技术规范》、《葡萄酒质量等级制》、标准及各地的产业政策等。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郭老仍不时地强调：葡萄酒生产企业应重视葡萄的栽培和选育。
家庭温暖着一颗慈父心
俗语云：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但郭其昌的妻子张式篆却不这样认为。
在记者与郭其昌老人交谈的几个小时里，张式篆一直在一旁不断地提醒。随着年龄的增长，郭老的很多记忆都不再清晰，但张式篆却将丈夫的每一件事情都深刻地印在脑海里，每当郭老思绪间断的时候，张式篆总能将细节一一说出。
张式篆1948年与郭其昌相识，为了支持丈夫工作，她放弃了自身专业，工作地点从上海、北京换到了青岛。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成立后，张式篆进了研究所，专业也从社会科学转化为技术资料交流。为了丈夫与家庭，张式篆放弃的不仅仅是自己喜欢的文科专业，她还付出了自己的健康。
在发酵所迁往江西的那段日子里，张式篆不仅要上班，还要照顾家中80岁高龄的公公，而那时的她还身患重疾，但为了不让在酒厂工作的丈夫分心，她硬是咬紧牙关支撑起了整个家，由于劳累过度及当地的潮湿气候，使得她至今仍有严重的类风湿。为此，郭其昌对妻子有种深深的愧疚。去年，两个孝顺的儿子和媳妇花4万多元为她换上了一对进口材质的“膝盖骨”，才使得晚年的张式篆能够正常地行走。
当记者问到，在郭老的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时，郭老有点沉默，而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张式篆却道出他们心中的遗憾与愧疚：“没有让两个孩子读更多的书，一直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大遗憾。”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郭家上下5口人被派往全国四个地方，三个孩子分别被派往陕北、东北、内蒙等地支边，当时最小的儿子郭松泉被送到黑龙江时只有16岁，而分到内蒙古的哥哥郭松源也仅有17岁。最大的女儿下乡时，身染重病去世，成了两位老人心中最大的痛。
随后，返回家中的郭松源从母亲手中接过了整个家庭的重任，一边帮父亲做一些科研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边照料生病的母亲和高龄的爷爷。后来，郭松泉从东北回到江西后，两兄弟便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参与到部分重要科研项目中。
当记者询问张式篆，“是否郭老的成功有她的一半”时，张式篆一再强调没有自己的功劳，她面带骄傲，认真地告诉记者：“郭老的成功离不开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郭家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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