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山中小隐》中写道:
“裹白云纸袄,挂翠竹麻条,一壶村酒话渔樵,望蓬莱缥缈。涨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团标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树响风涛。先生醉了。”
另外,在《酒边索赋》、《水晶斗杯》、《次韵还京乐》等散曲中也提及葡萄与葡萄酒。
从以上所列,我们不难得出元代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和葡萄酒文化浓郁的结论。
7.明朝——我国葡萄酒业的低速发展时期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世。明朝虽也有过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酿私卖的,政府直接向酿酒户、酒铺征税。由于酿酒的普遍,不再设专门管酒务的机构,酒税并入商税。据《明史?食货志》,酒就按“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标准征收。这样,极大地促进了蒸馏酒和绍兴酒的发展。
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则失去了优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风光。明朝人谢肇淛撰写的《五杂俎》对明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较多的论述证辩。书中记载:“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马奶酒。南方有密酒、树汁酒、椰浆酒”。而明朝人顾起元所撰写的《客座赘语》中则对明代的数种名酒进行了品评:“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绍兴之豆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绝者。”并说:“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客座赘语》多载明故都南京故实,而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的变化尤为注意。顾起元所评价的数十种名酒都是经自己亲自尝过的,包括皇宫大内的酒都喝过了,可葡萄酒却没有尝过,可见当时葡萄酒并不怎么普及。
尽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与绍兴酒流行,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毕竟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明期的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民间文学中也都有反映。如冯梦龙收集整理的《童痴一弄?挂枝儿?情谈》:
“圆纠纠紫葡萄闸得恁俏,红晕晕香疤儿因甚烧?扑簌簌珠泪儿(不住在)腮边吊。(曾将香喷喷)青丝发,(剪来)系你(的)臂,(曾将娇滴滴)汗巾儿,(织来)束你(的)腰。(这)密匝匝(的)相思也,(亏你)淡淡的丢开了。”
“挂枝儿”是明代后期所流行的一种曲调,《童痴一弄?挂枝儿》是用“挂枝儿”由调演唱的小曲。这些小曲大部分歌咏男女情爱,也有一些是对社会现实的嘲讽,在明代后期非常流行。民间小曲都把紫葡萄编了进去可见葡萄在当时还是较易获得。
据《中国文明史 第八卷》,农历八月中秋节时,明皇宫在进行赏月、拜月活动,聚吃月饼、瓜果时,就有专供帝后们享用的“大玛瑙葡萄”,而且明代宫中保存和储藏葡萄的方法也很独特:将这种玛瑙葡萄在磁缸内先着少许水,然后再将葡萄枝悬封之。这样,一直可保留到正月。
明朝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中药学方面的光辉成就,内容极为丰富,对葡萄酒的酿制以及功效也作了研究和总结,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葡萄酒有三种不同的酿造工艺。第一种方法是不加酒曲的纯葡萄汁发酵。《本草纲目》认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蜜、蒲萄等色,凡作酒醴须曲,而蒲萄、蜜等酒独不用曲。”“葡萄久贮,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蒲萄酒也。”第二种方法,是要加酒曲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饭法。无汁,用葡萄干末亦可”。第三种方法是葡萄烧酒法:“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这是类似于今天称为“白兰地”的葡萄酒。
(2)葡萄酒的质量与葡萄品种有密切关系:“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
(3)认识到葡萄酒的产地属性,即由于葡萄酒产地不同,质量也有区别。“(葡萄)酒有数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阳、太原者又次之”。
(4)葡萄酒经冷冻处理,可提高质量。“八风谷冻成之酒,终年不坏”。久藏的葡萄酒,“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独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这已类似于现代葡萄酒酿造工艺中以冷冻酒液来增加酒的稳定性的方法。
(5)对葡萄酒的保健与医疗作用的认识。《本草纲目》认为,酿制的葡萄酒,能“暖腰肾,驻颜色,耐寒”。而葡萄烧酒则可“调气益中,耐饥强志,消炎破癖”。李时珍提出的这些见解,已被现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所证实。
8.清末民国初期——我国葡萄酒业发展的转折期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的转折点。首先,由于西部的稳定,葡萄种植的品种增加。据《清稗类钞》:“葡萄种类不一,自康熙时哈密等地咸录版章,因悉得其种,植渚苑御。其实之色,或白或紫,有长如马乳者。又有一种,大中间有小者,名公领孙。又有一种小者,名琐琐葡萄,味极甘美。又有一种曰奇石密食者,回语滋葡萄也,本布哈尔种,西域平后,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开放,葡萄酒的品种明显增多。除国产葡萄酒外,还有多种进口酒。据《清稗类钞》:“葡萄酒为葡萄汁所制,外国输入甚多,有数种。不去皮者色赤,为赤葡萄酒,能除肠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黄,为白葡萄酒,能助肠之运动。别有一种葡萄,产西班牙,糖分极多,其酒无色透明,谓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复”。《清稗类钞》还记载了当时北京城有三种酒肆,一种为南酒店,一种为京酒店,还“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葡萄露、五茄皮、莲花白之属。凡以花果所酿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当时的药酒店还出售白兰地酒。据清《西域闻见录》载:“ 深秋葡萄熟,酿酒极佳,饶有风味。”“其酿法纳果于翁,覆盖数日,待果烂发后,取以烧酒,一切无需面蘖。”这可是地道的葡萄蒸馏酒。
清末民国初,葡萄酒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饮品,在一般社交场合以及酒馆里也都饮用。这些都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杂诗之六?相忘》写道:
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
绿烟飞蛱蝶,金斗泛葡萄。
失薮衰鸿叫,搏空黄鹄劳。
蓬窗漫抒笔,何处写逋逃。
曹寅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准盐漕监察御史,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令人眼红的肥缺,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这首诗告诉我们,葡萄酒在清朝仍然是上层社会常饮的樽中美酒。费锡璜的《吴姬劝酒》中也写出了当时社交场合饮用葡萄酒的情景。
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芝罘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并在烟台栽培葡萄。这是我国葡萄酒业经过二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后,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贮酒容器也从瓮改用橡木桶。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亲临张裕公司,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给予很高的褒奖。康有为曾下榻张裕公司,并赋诗:
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
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当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得最高优质奖章。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张裕所产的红葡萄酒、白兰地、味美思,以及用欧洲著名优良葡萄品种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纳”葡萄酒等荣获金质奖章,自此,烟台葡萄酒名声大振。此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相继建成葡萄酒厂。这些厂的规模虽不大,但我国葡萄酒工业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费面扩大。从田汉先生于1922年发表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可知当时社交场合和民间饮用葡萄酒已较为普遍:
“饮客甲: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儿吧。
白秋英: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点葡萄酒。
饮客丙:我也爱喝葡萄酒。”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的摧残,官僚资本的掠夺,我国的葡萄酒业难以生存,连赫赫有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也难以维持,于1948年公司宣告破产。
从1949年建国初期剩下的葡萄酒厂和年产量来看,吉林通化为39吨,长白山为23吨,北京为20吨,山东烟台26.4吨,山东青岛4.5吨,山西清徐2.9吨,六个厂总计年产葡萄酒115.8吨(折全汁酒产量84.3吨)。
纵观汉武帝时期至清末民国初的2000多年,中国的葡萄酒产业经历了从创建、发展到繁荣的不同阶段,其中,有过繁荣和鼎盛,也有过低潮和没落,与之相随而行的是绵延不断、流传至今的灿烂的中国葡萄酒文化。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的民族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真实地记载和再现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葡萄酒业——传统民族产业——的繁荣。
从汉武帝建元年间张赛从西域引进欧亚种葡萄,到清末民国初的二千多年,我国的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五个主要的阶段:
·汉武帝时期:葡萄酒业的开始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业的恢复、发展与葡萄酒文化的兴起;
·唐太宗和盛唐时期:灿烂的葡萄酒文化;
·元世祖时期至元朝末期: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清末民国初期:葡萄酒业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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