焐甜酒酿，是上海人的口头禅，用来嘲笑一个人不知季节更迭，仍然厚衣在身。但一个焐字，道尽了酒酿的成长史。我母亲不识字，却是持家的一把好手，以有限的几个铜子，将生活料理得还算可以，即使在饿死过人的那几年里，也没让我怎么饿过。谷雨过后，看米缸里还有几把过年时吃剩的糯米，也会做一两次酒酿，让我这张早已淡出鸟来的嘴巴甜一甜。

　　母亲做酒酿的全过程相当有趣，充满了科学实验的趣味。糯米淘干净，浸泡几小时后烧成糯米饭，锅底的镬焦刮下来，让我蘸糖吃。雪白的糯米饭凉透后，拌入捻成粉末的甜酒药。这甜酒药并不好买，是母亲托人到乡下去买来的，有时还从老家绍兴买来。

　　拌匀后的糯米装在一只钵斗里，拿一只茶杯往中间一按，出现了一口井。这是做酒酿的关键之一。然后找一个木盖盖上，再找出一件旧棉袄将钵斗包紧，搁在饭窠里。“不要动它，一动酒酿就做不好了。”母亲关照我。

　　但是我正处于好奇的年龄，什么东西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于酒酿也总想看看它是如何变甜的。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就偷偷地打开饭窠，揭开旧棉袄看一眼。温热的糯米饭在钵斗里沉睡着，表面上没起什么变化，只有一股淡淡的白酒味散发上来，忽听到楼梯响，赶紧清理“犯罪现场”。

　　大约是到了第三天，母亲将钵斗盖子揭开，嗬，糯米饭长出了一层长长的绒毛，非常可怕。“发霉了吗？再可以吃吗？”我接连问。母亲则胸有成竹地告诉我，酒酿就是这样的，毛越长，味道越甜。再细看，中间的那口井已经有汁水溢出来了。

　　再过一天，母亲将钵斗起出来，将热乎乎的酒酿盛了一小碗给我吃。我拨了几下，看不到长长的毛，就放心地吃了。由于吃得过于贪婪，我被那股猛扑而来的甜味呛着了喉咙，连连咳嗽，甚至流了眼泪，母亲看我这副狼狈相，也笑得很开心。

　　甜酿空口吃是很奢侈的，于是母亲就会从甏里摸出一块晒干了的糯米粉块，拌水揉软，搓成小圆子，烧酒酿圆子吃。要不，预先浸泡一把晒干的年糕片，吃酒酿年糕。如果在立夏前后，鸡蛋卖得贱了，就干脆吃一次酒酿水潽蛋，那真是超级美味噢。能干的母亲总会从角角落落里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些吃食来，在青黄不接的初夏，供她的孩子解馋。

　　等我读小学后，识得几个字了，母亲也会让我看酒药包装纸上的说明，比如放多少水拌和，与糯米饭的比例是多少等。我很乐意参与这种科学实验。而且当一钵斗酒酿大功告成后，我还可以理所当然地多吃一点呢。有时候酒药不好，做出来的酒酿酸掉大牙。

　　有一次，天气暴热，棉被里的酒酿比预计时间熟得早。而平时，母亲是算准在浦东工作的大哥回家度假时，酒酿正好可吃。这一次，老天爷跟我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似乎也闻到了酒酿的香味，迫不及待想尝尝人间的至味。于是我就在大哥回家前就吃到了一碗酒酿，吃得满脸通红，不一会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口水滴在作业本上，湿了一大片。

　　那时候，常有饮食店里的阿姨推着推车串弄堂叫卖酒酿，“糯米……甜酒酿！”她们的酒酿是正规部队制作的，质量稳定，几十只钵斗垛砖似的叠在推车里，盖子是木屑板锯成的。打开后会看到上面撒了些黄澄澄的糖桂花，一股馥郁的酒香顿时胀满了整条弄堂，连张家伯伯种的几株蔷薇也被熏醉了，不停点头。大人小孩纷纷拿着碗来买，阿姨先将碗搁在秤盘里称毛重，再将酒酿盛入碗里称一次，然后再用勺子添些酒酿汁，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这是初夏上海弄堂里的温馨场面。

　　有一次我看到南京路上的邵万生还有甜酒药出售，包装与从前一模一样，土气得可爱，很想买一包回家，但是母亲已经走了，太太不会做酒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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