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民性岂止是愚鲁，更是经年贫困造就的狭促和计较，这点的揭露上刘震云比鲁迅更深刻。因为鲁迅先生生活的宁绍平原远比黄河流域富裕，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只是因为科场弊案入狱，导致家败了。按理说周家的长随也远比延津的商户有钱，因之刘震云观察生活视角和鲁迅先生不可能雷同。只是千百年来，具备刘震云先生视角的人，远远没有识字执笔的机会，因此直到你我的时代，才有机会一睹刘先生如此这般的巨匠巨著。
沈从文先生告诉汪曾祺先生，写小说要贴近生活写。刘先生何止是贴近，他在几乎在用雕刻重现生活。虽说五四以后的小说大家，偏爱写自己熟悉的群体，沈先生只写了湘西沅江流域无业流民，巴金先生写的是晚清民初中国内地大地主家庭的日常，张爱玲局限于描绘上海富裕家庭女性的感情生活。
王朔写了世纪末文青的喜怒哀乐，冯唐表述的是王朔同时代城市精英的青春，王小波是叛逆的小众，莫言长于魔幻般的故事情节。陈忠实呢，着力于重大历史事件在黄土地上的串联和建构。
唯有刘震云，如此真实，如此贴切，如此有力量的描写中国农民。什么是中国农民的日常呢，农民的日常，充满了狭促的短见，计较，算计，怄气，记仇。而这一切的根源，刘震云没说，也不能说，是因为贫穷。不是几个世纪的贫穷，而是持续几千年的贫穷，是中国农民性和国民性的根源！绝对的贫穷导致物质的匮乏，物质的匮乏导致在乎所有鸡毛蒜皮的利益，物质匮乏导致极度计较，人际间所有矛盾，夫妻怄气寻短见、兄弟哥们翻脸、父子反目，一切的鸡毛蒜皮，皆源于计较！
前30年因为琐事被迫出走延津，后30年回归延津的，依然是那个狭隘、计较的、怄气的牛爱琴，刘震云没敢说，这是不是我们的宿命呢？每一个中国的人的根都在农村，99%的中国人，三代以上必有祖先务农，穷困是中国人的基本国民性。
刘先生不认为贫穷是中国农民宿命，按照西方经济理论，贫穷是因为懒惰造成。杨百顺牛爱国，老杨老裴老马等一众小人物，没有一个懒人。他们时常仰望星空，孤独的小人物，有着复杂的内心。孤独背后，是对于世代贫穷的不甘，杨百顺这么努力，为什么到头来还这么贫穷这么倒霉。《一句顶一万句》的孤独，是对宿命的不甘，这是刘震云不同于余华的地方。
最后，我们为大家摘出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精彩段落
形容人小气，《出延津记3》：
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
一个做当铺的老熊，想扩大门面，他的铺隔壁是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得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形，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出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
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
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同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出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
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起得炸起。
描写邻里纠纷，《出延津记3》：
老汪家箍桶铺的东面，是老廉的粮栈。有一年，老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了，下雨的时候，雨就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
但廉家的房檐也长，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了。不过，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
为房檐的事情，两家吵了一架。
前面老熊的性子算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而老廉呢？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上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的半间瓦。
两家打起了官司。老汪家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堵着一口气。官司一打就是两年，老汪他爹都顾不上箍桶了。
老廉上下都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比得上廉家，廉家可是粮栈，每天都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
写两口子治气，《出延津记2》：
老蔡不喜欢老裴他姐，对他外甥也不待见。本来饼烙得挺厚，见老裴的外甥来了，揪面时手腕一抖，饼开始烙得菲薄。春生是个实在人，以为到了舅舅家，和自己家一样，加上平日也吃不到烙饼，吃饭时，放开肚皮，裹着鸡蛋，整整吃了十一张烙饼。吃完饭，雨也停了，春生抹抹嘴走了。他走后，老蔡骂上了，说老裴外甥平白无故，一口气吃了她家十几张烙饼；不烙饼他还不来，一烙饼他的嘴隔着二十多里就扎过来了，这不是故意败坏人吗？他一口气吃了十几张饼吃饱了，梅朵还饿着呢。说得梅朵也抽抽嗒嗒哭了起来。这时老裴就怪外甥不懂事，不懂事不是说他不该吃饼，而是吃饼时心里没数，如吃饼吃到九张，也算吃了几张饼；可他恰恰吃到十一张，就能被老蔡说成十几张；怪他只顾自己肚皮，不顾舅舅的难处，也不知最后一两张饼的差别。如果老蔡只是骂外甥吃饼，老裴也不会计较，但老蔡由外甥，终于骂到了老裴他姐。本来自老裴和他姐不再公开来往，十年之间，老蔡和老裴，都没再提起过老裴他姐；现在因为几张饼，勾起了老蔡的话题。如只是一般骂骂老裴他姐，老裴也不会计较，但老蔡骂着骂着，开始骂老裴他姐是个“骚逼”。老裴他姐做姑娘时，村里曾风传，她跟一个货郎好过。就算跟货郎好过，也是十七年前的事了。由老裴他姐，又骂到老裴在内蒙留野种，一家人都是下流胚子。如只是这么骂骂，老裴还不会计较。老蔡骂着骂着起了兴，突然骂道：“既然你们都下流，还找别人干啥？你们姐俩在一起下流不就完了？”
正是这句话，使老裴光了火，兜头扇了老蔡一巴掌。耳光扇完，事情就闹大了。
拆台挑拨离间，《出延津记5》
皮匠老吕这么做，不是与卖豆腐的老杨过不去，而是与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有过节。老吕家开了个皮匠铺，除了熟皮，也做皮货，做些羊皮袄、羊皮裤、羊皮靴，也用牛皮、驴皮和马皮，做些皮鞭、马鞍和牲口笼头等。说是与老马有过节，两人没打过，也没骂过，谁也没占谁的便宜，仅仅是因为，马家庄两千多口子人，两个人最有心眼，一个是赶大车的老马，一个便是老吕；两个人都有心眼，又谁都不服谁，便做下了对头。两人表面上仍以兄弟相称，老马也买老吕的皮鞭和牲口笼头，前年还买过他一件羊皮袄，老吕也贱卖给他；但在背后，两人却互相拆台。老吕今天见到杨百顺，便顺便拆了老马的台。
写妯娌兄弟不和，《出延津记11》
说的就不是鸡腿的事了。巧玲张着大嘴，也哇的一声哭了。姜狗的老婆见巧玲抢自己儿子的鸡腿，心中已不喜，抢时没说啥，又见吴香香拿这只鸡腿说事，打巧玲给人看，说了一句：“为只鸡腿，至于吗？”
“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
两人便吵起来。一件事又扯出来八件事，有件事又撞到了姜龙老婆头上，姜龙老婆也加入进来，全家吵成了一锅粥。老姜忙到街上买了豁嘴老冯一只兔腿，递给巧玲，又被吴香香从巧玲手里一把夺过来，摔到门外，倒是被狗给叼跑吃了。闹了半下午，不但耽误了下午轧花和弹花，晚饭做好了。大家也没人吃。到了夜里，老姜把姜虎叫到正房，在桌腿上磕着烟袋：“全怪我，给你媳妇说说，忘了一只鸡两条腿，看这闹的。”
整个中午吵架，姜虎就是看着，没有说话，这时说：“爹，再闹你们闹吧，我是不想闹了，想静一下。”
老姜听出这话头有意思，吃了一惊：“啥意思？”
姜虎：“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想出去单过。”
老姜知道这个姜虎，平日不爱说话，心里主意大着呢。出去单过没啥，借一只鸡腿，扯到跟爹分家上。看来早就跟爹不是一条心了。这就不是鸡腿的事了。老姜也赌上了气，第二天一早，把姜虎的老舅找来。父子俩也就分了家。
刘震云是极端聪明的，他不需要海明威式的盛名或者王小波式的尖锐，也不需要顾城食指那样的清高。30年来，他以刘震云式的狡黠小心游走于体制内外，穿梭于各式宴会、酒席、颁奖仪式之间，出没于导演、编剧、投资人、制片人之间，辗转于发行人、出版社、书商之列，却从未失去自己的本我。他的作品，乍看是通俗小说畅销书（一地鸡毛），剥去一层 面具，可以是都市剧（手机），再剥去一层，可以是轻喜剧（潘金莲），继续剥去一层面具，可以是正剧严肃片（1942），剥去最后一层面具，他是索尔仁尼岑。但是我们希望在刘先生有生之年，大家为他保留这最后一层面具，让刘先生有机会为我们多写几本好书。
我没有和外国人长期一起生活过，不知道除了中国人，世上还有哪个种族的百姓有这么计较。相信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看不懂计较，西方汉学家及其家眷们的现实生活中体会不到计较，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搞不懂什么是计较。刘震云不得诺奖很正常，将来能获得诺奖也很正常。电视里说刘先生在埃及很受欢迎，如果报道属实，这应该不是假新闻，因为埃及和中国和延津一样的贫困。
所有中国人都是杨百顺，所有中国人都是延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