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东亚地图可以发现，在中华文明圈核心，也就是辽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外围，从北到南，包裹着一个信奉佛教的地区和国家形成的C形地带。从外蒙古向南、青海、西藏以及锡金、不丹等国，奉行藏传佛教。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盛行小乘佛教，在越南是大乘佛教和儒家并立。
从中华文化的内核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解释来看，中华文化圈外围存在这么一个释家文明圈，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佛教摒弃武力，面对强敌入侵往往缺乏还手之力，在这个文明圈之外，放眼世界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独立存在的奉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因此我们得出这个推论，这个C形的释家文明圈和中华文明很可能是共生并存，互为表里的关系，说不上谁为主谁为辅。在《宓卓文明六论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华文明和释家文化圈是怎样形成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的。
图1 褐色释家文化圈包裹中华文明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定义，中华文明在精神结构上的本质特征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儒家的等级,道家的乐天,佛家的慈悲善良修行，立体的影响着中国文化。怎样向并非从事比较文明研究的人士，解释中华文明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特性呢。这样一个复合的特性显然又是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所不具备的，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构成，就像一个超大的钢筋混凝土的圆球。释家是哲学，好比混凝土圆球里面的钢筋，佛的哲学性是所有宗教里面最为强大和完美的的，释家的哲学精神支撑着整个中华文明大圆球。
儒家更多的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伦理标准存在于现代世俗社会，在这个中华文明大球里，起的作用类似混凝土里面的水泥，是文明体系中强大的粘合剂。发端于儒家体系的伦理道德秩序，维系了东亚近两千年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维系了政权的统治和内部阶层的差序，维系了社会的秩序，以及大小家庭的稳定。
被现代人最容易忽视的道家，在儒释道三位统一体的结构中，其实发轫最早，几乎在中华文化发端初期，就存在于这片农耕之地，在文明的混凝土大圆球中，类似无处不在的沙子和石子，道家的调和精神是中华文明中的基础。
可以将黄老之术或者黄老治术的起源上溯5000年，起源于黄帝时期，盛行于春秋战国，伴随齐国和晋国等战国列强的称霸而享誉天下，后世汉高祖刘邦将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发挥到最高点。虽然孔子和老子诞生的年代都在公元前600-700年前后，孔子诞生之时，道家的无为的观念，因广泛应用于帝王的治术流行于社会上层，老子只是把当时已经存在的黄老之术用《易经》，进行了抽象的提炼和表达。而孔子的理论在战国时期还比较超前，需要等孔子诞生以后数百年，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出现了，才逐渐被后世的帝王追捧。今天中国人独有的乐天，随遇而安，包容谦逊，都来源于始自中华文明初期道家的这种积淀。
后世“天不降孔子，万古如长夜”之说，指的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了东亚社会的秩序规则。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儒家伦理带有鲜明的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烙印，儒家伦理的核心等级观念，来源于氏族社会，尤其适合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组织，后世的专制帝国越为强大，对儒家理论的需求越强烈，儒家对从天到人的等级关系的逻辑解释，又特别适合解释封建帝王统治的合理性。在历朝历代统治阶层对儒家理论的不断宣扬中，儒家的等级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决定了家庭中的长幼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
道家无为，尊重自然的观念，何尝不是有利于农业社会初期的生产组织。无为的理念，有利于小农形态的自治经济的生存，也有利于皇权对较大范围松散状态农业经济的治理。而当帝国的规模超越单一小农经济体，跨越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武装集团后，道家自然需要儒家的加持。我们看到，儒家正是在第一个大一统的长期帝国汉朝出现之后，才逐步得到皇家的认可。
人在精神上是一种容易追随和依赖宗教信仰的物种，所有宗教信仰中，以人格神为崇拜对象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最为强大。佛教对于中华文明是一个外来的文化，公元前500-600年的时候，北印度迦毗罗卫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格神释迦摩尼，而后佛教通过塔里木盆地一步一步传入中国用了500年时间。到了两汉时期，中国皇帝开始礼佛，最后于唐代达到高潮。
对于缺乏人格神崇拜的东亚地区，佛教一经传入，便迅速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全部中华文明圈，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经遍布佛寺，统治阶层和民众的思想全部高度梵化，佛教大大的改写了的儒家文明，给儒家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加上了浓重的一笔。
释家进入中华文明圈之后的本地化，分为这样几个进程：1、佛教传入至公元8世纪禅宗密宗等8大流派形成，标志着汉传佛教自成体系。故而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消声灭迹后，在中国本土继续发扬光大。2，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指出，宋代朱子学说，实则为儒学的梵化，朱熹将儒学中引入“理”、“气”的概念，带有鲜明的释家特色，明代王阳明的“天人合一”将儒家的梵化推向顶点。宋明以降，儒学和佛教一步一步的融合成为儒表佛里的理学。
中华文明的三大支柱，在儒家的秩序伦理、道家的包容无为之外，释家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因果善恶，自觉修行。中华文明正式成型于佛教传入之后，在佛教传入后的2000年中，一直保持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稳定特质，三大支柱缺一不可。今天中国人善良的天性，因2000年前佛教的传入被加强了。
中华文明核心圈，为什么不似东南亚那样盛行佛教呢，因为过度的宗教信仰肯定会影响到皇权的威信，全社会过度礼佛还会造成财富集中于寺庙，佛教传入汉地后的不到两千年里，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四次大规模官方组织的灭佛行为，对于寺庙和僧人赶尽杀绝。中国虽然不似东南亚那样寺庙遍地，今天，每个现代中国人气质和内心，无论口头上是否礼佛，没有一个人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可以完全摆脱佛的影响。
我们下文介绍东亚大陆外围的释家文明圈是怎样形成的。
C型释家圈的上半部分，源于藏传佛教。佛教传入西藏，据信始于公元5世纪左右的拉托托聂赞时期，盛于公元七世纪第32代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今天的藏传佛教密宗，为公元6世纪印度教出现后，藏传佛教大量吸收了印度教的修行才正式定型，成为独立佛教分支。
蒙区盛行藏传佛教，起始点在南宋时期的1251年，忽必烈占领河西走廊后，在凉州召见天师萨迦班智达，天师于1253年为忽必烈灌顶。萨迦派只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小支，因为藏区没有其他宗教领袖愿意去古凉州觐见蒙古帝王，萨迦和八思巴才得以成行。忽必烈受戒的另一个动机在于他征服中原的宏伟计划。忽必烈对中原的征服，遵循从西向东的顺序，先欲征服西面的吐蕃，大理国，南诏国，然后再进攻四川，最后顺江而下灭亡南宋。
忽必烈从凉州出发包抄南宋的西线，正是青藏高原的东缘，南下今天的青海、四川西部、进入云南，沿途民众基本信奉藏传佛教。忽必烈征服并统治这些地方，需要一个精神领袖。随之，开始了忽必烈和八思巴二人互相认可互相成就的时代，忽必烈受戒于八思巴，八思巴一路忠心耿耿跟随忽必烈南下征讨，依靠统治者的强大力量，确定了萨迦派在藏传佛教中的正宗地位。元朝的忽必烈礼佛，对于后世中国，也产生了文化上的重大影响，因为同时期同为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其他西域四大汗国，已经全部或即将全部奉伊斯兰教为国教。
始于元初的C状佛教地带上缘，在清初期得到巩固，从顺治帝开始，满清奉行“尊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民族策略，以图帝国北部和西部疆域的稳定。尊崇达赖喇嘛，鼓励蒙古诸部信奉藏传佛教，使黄教在蒙古四部迅速传播。清帝尊达赖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康熙可以将皇子雍亲王府邸改建成雍和宫，作为达赖喇嘛在京城的府邸。同时为达赖喇嘛在热河修建小布达拉宫，方便不适应关内气候的蒙古王公在承德觐见达赖。清初新疆北部属于准格尔蒙古的势力范围，因此顶图褐色的佛教地带，覆盖了今天的新疆北部和内蒙大部。
公元10世纪开始，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并兴盛至今，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流行小乘佛教，越南则流行自汉代从中国传入的大乘佛教.缅甸西北方向更是一连串以佛教立国的高原国家，不丹、锡金，加上原本就信奉黄教的青藏高原藏族羌族居住地区。从10世纪开始，直到清朝初年，中华文明外缘的C型佛教文化圈形成并固化。
释家文化圈好似伸出中华文明这个钢筋混凝土大圆球之外的一层钢筋，实则成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之于佛教和中华文明的兼容性，也只有佛教文化地带可以成为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缓冲。中华文明要对外扩张，先要跨越这个C型圈，异质文化从陆地入侵中华文化，也要越过这个C状环，我们说，这都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近400年来，这两种事情确实也没有发生过。
儒家文明圈和外围C型释家圈一起，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形成了东亚文明稳态结构，这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
相比四大文明中最接近中华文明的印度文明，同为农耕文明，发轫还早于华夏文明1000年，在迄今6000年-7000年前由达罗毗荼人在印度河流域创立。印度文明和印度教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中华文明和儒释道这样的复合作用，外部没有一个同构的缓冲带。历史上印度曾经被雅利安人、游牧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多次入侵并长期统治，虽然占领者最终都与印度主体民族融合，但是每一次被占领都大大改变了印度文明原有的特性。印度大陆上充满了各个历史时期，风格截然不同的文明遗存。
我们看下图，印度文明诞生于印度河平原，而后成长于恒河平原。当古印度人受到从北方高原开伯尔山口冲下的游牧民族侵略时，印度文明没能如同中华文明那样，同化游牧民族。地理上不宜农耕的德干高原和周遭干旱热带草原，缺乏足够容量，不能成为印度原有主体民族的避难所和战略缓冲地带，因此每一次游牧入侵都改写了恒河平原印度河平原的民族分布。
图2 中印文明地理态势图解
面对游牧民族难以同化，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印度文明内核又缺乏儒释道这种复合结构加以抵制。
1509年，葡萄牙对印度的统治开始了近代西方对印度大陆的殖民，1858年-1947年英国在印度次大陆建立殖民统治，400多年的殖民史，为今天的现代印度文明添加了浓重的色彩。同样，1840年、1860年或者1900年西方殖民者也有推翻满清统治的能力和机会，早期英殖民者对中国文化就有透彻的分析，“中国皇帝依靠一群儒生阶层统治东亚大陆”，儒生阶层奉行一套西人并不熟悉的伦理规则，殖民者自知无法驾驭儒生阶层，即便占领中国，也无法向儒生推广西方价值观并通过儒生群体建立殖民统治，强行治理只能加大统治成本，使占领成为一桩蚀本生意。西方殖民者虽然多次入侵中国，却从未动过直接统治东亚大陆的念头。同为农业文明的印度，不具备难以驾驭的儒生阶层，殖民统治容易找到并控制本土代理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印度文明经历了与中华文明完全不同的遭遇。
这个C形释家圈于17世纪初定型之后，中华文明的边界就基本固定了。C环的东侧，分布着三个中华文明的同质文明地带，日本文明、韩半岛文明和越南文明。这三个文明的起源都是中华农耕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传播到本土后独立发展，形成东亚儒家文明的分支。
中华文明有明显的边界之后，看上去似乎是恒定的，其内涵却未必是一成不变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上古黄帝部落很可能是从塞外迁至山西的游牧部落，佛教在公元初传入时也属于外来文化。但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确实是缓慢渐变的，佛教本土化历经了近千年，儒家从诞生到发展历经1500年。1911年五四运动，为我们带来了科学。科学精神，很可能成为儒释道之外，融入中华文明的第四个要素。不只是牛顿力学和相对论，社会科学也属于科学范畴，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代议制，这些理论的实践都是科学实践。科学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至少需要另一个一千年，也许正是五四运动，又一次按下了中华文明科学化这个渐变的按钮。
下面是《宓卓文明六讲》的六个链接
宓卓文明六讲之二：为什么中华文明是最不具备侵略性的文明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