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的时候，在一家酒馆里偷了一壶热酒，把它贴在最里层的衣服里，一个人走着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看一个男人。他是我的父亲，一个不会照顾生活的男人。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把他抛弃了。他什么都不会做，每天只会趴在房间里写小说。妈妈不在家，他带我到酒馆教我喝酒。那里有很多女孩子，他和她们酒桌上嬉闹、打作一团。然后，就跟着其中的一个到馆子的里间里去了。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醉，是6岁。一个6岁的女孩子，躺倒在酒馆的门口，阳光照得我全身热乎乎的，我想自己可能快要死掉了。母亲走后，父亲每次醉酒就要对我大打出手。再后来他就开始把那些女人带到家里来了。他们一点不避讳我，我做作业、接母亲的电话、到厨房里找吃的，他们就在客厅里嬉闹。满房间的空酒瓶和手舞足蹈的女人。
读中学时，父亲也走了。我独自守着老家的房子。房子在山坡上，夜里有火车经过，声音很响。白天跑到山上去看，是装满了矿石的货车，黑硬的车皮沿着轨道，从我身边擦过，没有车窗，没有人。傍晚时分，突然从车头里探出一个人，向我招手，离近了才看清是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他的笑容温暖，贴心。我身上的衣服是父亲两年前从B城邮寄过来的，有好看的样子，只是颜色已经发白了。

    我低头，跟着火车跑，一直跑，我想请求他带我离开这里。

    1994年8月的一天，我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一个人上了开往B城的火车。B城对于我，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那里除了有一个我称之为父亲的人之外什么都没有。然而正是这种陌生打动了我并决定到B城去。许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去B城，而是到别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呢？生活之于我，是一种选择还是更多的舍弃呢？

    面对一个陌生地我经常会感到恐慌和饿，所以到了B城的第一天在一家 叫老蔡记 的餐馆里吃了太多的白酒和烧茄子。晚上，住进了金水河附近的一家旅馆。半夜里，有人敲门，打开了是几个穿制服的人，要我拿证件给他们看。我告诉他们，我才15岁，没有什么证件。我说这些的时候，掉下了眼泪。他们被打动了，其中的一个走过来伸手拍拍我的脸然后他们就走掉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伤心。15岁，还是在成长中的年龄，有周围的人爱护着，不需要太多的坚强和眼泪。而我没有，也不能。那天，B城突然降了温，先是雨，雨夹雪，第二天早上，忍不住下起了大雪。我站在雪地里打电话到父亲家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喊他，等他接了电话，我却不想说什么了。他叫到：金子，金子是金子吗？ 我说是。我告诉他我没别的办法，天很冷，中午12点一过，旅馆就要加费，而我冻得快要死掉了。当时，父亲已经是B城一家杂志社的主编，独身，和许多女人来往，经常醉倒在大街上。即便如此，他也不想任何人的打扰，他把我的到视为一次要命的打扰。他跟我说，明天到你姑妈那儿去，她更需要你。夜里，父亲带我去国贸大厦，他要了满满一桌子的酒。他说他只有我一个女儿。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喝酒。不说话，也不抬头。回去的路上，我们坐在车里，经过一座灯火透明的大厦时，我跟他说我想妈妈了，他说他也是。我说其实妈妈很爱你的。他说他知道。我说，爸爸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爱一个人。他说是。然后，他又说不是。

    第二天，他送我。火车就要启动了，我跳上去，包箱放在肩上。父亲说，生活需要有耐心的人，金子，多给一些爱自己的时间。

    我说，好。

    然而，我心里却一直在想着，下一刻，父亲就要离开我了或者说我就要离开父亲了，这是比一辈子都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