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靠葡萄”的问题成功解决之后，“后天靠工艺”的集中表现，就是华夏陈酿酒窖的建成。“工艺”可以包含很多内容，但酒窖是落实各项工艺的一个平台。只有高标准的酒窖保证把好葡萄转化为好酒，后续工艺才有用武之地。按照国际标准，酒窖和生产车间必须远离生活污染区和工业污染区。所以十几年前，在昌黎城外与海相望的一片山峦之间，响起了隆隆的建筑声。回忆建造第一期酒窖的岁月，华夏人记忆犹新。由于路途远，一出门就要干一天，带的饭要在工地吃两顿，冬天凉、夏天馊。通向山顶工地，只有一条黄土路，很陡，雨雪天更是寸步难行。严升杰和他的伙伴一年要登断两三条自行车链子。这群拼命三郎不知流了多少血汗，终于在葡萄成熟前建成了地下酒窖，为葡萄酒的陈酿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园。今天，当第五期酒窖在接力中跑向新的天地时，当年那群建设者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但这些酿酒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仍然与酒窖同在。
从酒质的境界讲，没有经过酒窖的修身养性，葡萄酒就没有定力，更无法到达天堂。在法国的红酒史上，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酒堡，只因为酒窖年久失修，醇化用的橡木桶又比较陈旧，使得酒体薄弱，酒香不足，不得不摘去第一园的头衔。所以，职业葡萄酒的酿造，每一个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有标准为据。要执行到位，必须有一支敬业的队伍。正如法国一位酿酒大师所说：“如果耐心不是您的美德，那么您从事酿酒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华夏酒窖十几年里连续五次扩建，说明华夏人不仅有耐心，更有信心。
如果说华夏在品质上一步步在登高望远的话，那么在市场布局上则是特立独行。与很多品牌走“低档占市场”和“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华夏长城在中国一直坚定采取“大城市品牌攻略”，强调保持在北京、上海、成都、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品牌领先优势，强调在发达地区人群中保持长期稳定的饮用率。他们生产的每一瓶葡萄酒都不是一个提供“尝试”的产品，而是超越国界，十几年来出口量连续稳居同行业首位的“中国出口名牌”，是让消费者信赖一生的红酒伴侣。一位最早销售华夏长城干红的老卖酒人对记者说：“早年华夏刚生产出干红时，在北京外国人常光顾的酒店里卖得不错，国外人非常喜欢，但大多数国人却不识货。一次我去沈阳推销酒，听说是卖干红的，二话没说就把我赶了出来。当时我一点都没灰心，这酒的品质连国外的行家都认可，可能我们的推销方法还不对头，后来华夏率先在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了区域独家代理制，我们的葡萄酒一夜之间就打开了市场。”
可以想象，在那段市场的沉寂期，华夏人是多么艰辛执著。虽然创业期举步维艰，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头脑型企业的方向，年复一年地把凝聚着好产地、好品种、好年份的葡萄果实压榨、过滤、发酵，象珍藏宝石一样在华夏酒窖里陈酿、升华，然后以高品质产品面对市场，实现了以精求强的梦想。
弃“小我”，重“大我”
多年来，对华夏长城葡萄酒走俏走强的原因，当地人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说酒的品质是靠华夏人倒葡萄篮子“倒”出来的。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万亩葡园形成后，每年采收葡萄便成为果农最关心的一件大事。由于小农意识的存在，有些果农把低质葡萄装在筐下面，上面则铺上一层果实饱满的，企图蒙混过关。一向和蔼的华夏人，此时则变成了严厉的“法官”，他们把一筐筐葡萄倒在席子上，逐串挑选，任何一串低质葡萄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这一倒，使果农再不敢侵犯华夏制定的采收标准。这一倒，也倒出了果农的竞争意识，他们深知，只有种出高品质的葡萄，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这一倒的背后，激起了人们对酿酒葡萄种植模式的反思。华夏葡园的葡萄之所以经得起倒，经得起选，是因为他们开创了“原料基地化，基地良种化，良种区域化”的先河，在这一模式支撑下，只要精心管理种植，人人都能种出好葡萄。所以优质葡萄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说明，只认准完全照搬国外的庄园制才是唯一正宗的观点，无疑有些偏颇。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走向农业产业化的大国，没有规模化种植，要在短时间内带动原产地所有果农致富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落后了国外几百年的中国葡萄酒业来说，只有大刀阔斧地开创一个没有围墙的葡萄基地，精耕细作，才能保障有足够的后劲奋起直追。事实证明，华夏的“首创”正逐渐成为中国酿酒葡萄种植业的一种共识。
昌黎是国家第一个葡萄酒原产地保护区，但从本质上讲，原产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用智慧把大自然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文明成果。正如国家质检总局一位官员所说，如果没有华夏人的发现和耕耘，如果没有华夏长城葡萄酒的品牌示范作用，昌黎原产地保护的进程不可能实现得如此之快。
昌黎当地有句俗话，“养儿要亲生，种地要亲耕。”也许正是华夏人对这块土地倾注了太多的热情，所以备加珍惜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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