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说葡萄酒，我们总是想到法国。其实，在“葡萄美酒夜光杯”从西域传入的年代，在波斯人歌咏“红玉般的”美酒的更早的年代，法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诗酒风流，且看波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的这首《凉州词》用葡萄酒的美妙滋味衬托战争的严酷，写得酣畅淋漓，堪称千古绝唱。那么，这葡萄美酒来自何方？李白诗云：“胡人岁献葡萄酒。”西域胡人再次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位于丝绸之路那一端的波斯。

　　■美酒佳人须尽欢 人间风景似天堂

　　据《旧约·创世记》记载，大洪水消退后，挪亚将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上，并在此处“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亚拉腊（Ararat）即现今的亚美尼亚，在古代一直是波斯帝国的属国。尽管我们无神论者将《旧约》有关大洪水的记载视为神话传说，但据西方历史学家和植物学家考证，西亚的确是最早出产葡萄的地区。中国历史学家张星烺先生也认为：“葡萄为亚洲西部伊朗高原特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据《史记》、《汉书》、《晋书》、《周书》、《唐书》等诸多中国史籍的记载，波斯本土以及大宛、大夏、康国、石国、大月氏、焉耆、库车等广大东伊朗地区盛产葡萄和葡萄酒。
　　波斯乃文明古国，成熟的文明往往也代表着富足奢华的社会生活。波斯人大约在上古时期就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深得葡萄美酒的个中滋味。两千多年前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就谈到过波斯人崇尚饮酒的社会风气：“波斯人自古以来就好酒贪杯，耽于声色之乐。他们非常喜欢饮酒，并且有很大的酒量，甚至他们专在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才讨论重大事件。”该书还记载，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前485年在位）的卧榻上方有一株葡萄藤为之遮荫。斜卧葡萄藤下的御榻，手握金尊盛的美酒，豪饮或慢呷，这大约是饮葡萄酒的最高境界了。《旧约·以斯帖记》中多处记载波斯国王亚哈随鲁（即薛西斯，公元前485-前465年在位）大摆酒席，宴请群臣，“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
　　尽管伊朗伊斯兰化前的历史文献散佚殆尽，但这种奢华的社会风气在现存的文学作品中还能窥见一斑。在描写波斯古代帝王的诗歌里，常常见到丰盛的筵席、飘香的美酒、陪侍的佳人，极尽豪奢，这在菲尔多西（940-1020）的史诗《列王记》中多有反映。其中萨珊国王巴赫拉姆·古尔（420-438年在位）禁酒与撤销禁酒的故事饶有风趣：
　　一日清晨，群臣上朝，国王摆酒，与群臣一边豪饮一边纵论天下，好不快哉！这时，一位村长前来贡献新鲜水果助兴。国王赐酒，村长豪饮七大杯。在回村的路上，村长醉倒路边，被乌鸦啄瞎双眼，丢了性命。于是，巴赫拉姆·古尔下令禁酒，说喝酒误事害人。然而，如此美妙的杯中物不让饮，岂不让人抓耳挠腮，坐立不安。这时国王狮园中的狮子出逃，乱闯市井，危及百姓，只见一壮小伙无畏冲上前去把猛狮掀翻在地。原来这位青年在新婚之夜因房事不力偷喝了三大杯酒，不仅当夜成就好事，而且酒力还持续到第二天将猛狮制服。得知内情后，巴赫拉姆·古尔下令撤销禁酒，说喝酒也有益处，但须适度。这真是，败也美酒，成也美酒。

　　■酒香诗情歌不尽 无上智慧斟酒人

　　公元651年，波斯帝国被阿拉伯大军覆灭，波斯由此开始了伊斯兰化的历史。伊斯兰教本是禁酒的，但历代哈里发政权或各个地方政权似乎对酒总是禁而不严（即使在当今伊斯兰世界，也只有推行原教旨主义的国家或派别组织才严厉禁酒），酒馆酒摊大量存在。埃及著名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认为是波斯人把纵情酒色的风气带给了久居沙漠、生活朴素的阿拉伯人：“没有波斯人，阿拉伯人怎会知道精心设计的歌会、穷奢极侈的酒会以及舒适享乐的生活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这从侧面反映出波斯人纵情美酒的风气是多么根深蒂固。
　　在伊斯兰化之后，携美人共饮似乎依然是波斯人最感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诗人们在美酒醇香的刺激下，在美人琴声的撩拨中，激情勃发，才思泉涌，吟诵出一首首隽永奇妙的诗篇。美酒加美人的意象几乎渗透了波斯中世纪每个诗人的诗作，比如海亚姆（1048-1122）的诗歌：“溪边田间花开时，两三佳丽相为侣。递过酒杯饮一盏，忘却庙堂清真寺。”还是海亚姆的诗歌：“红花碧草尽欢笑，一周光阴又入土。摘花畅饮须及时，转眼花黄草也枯。”再如哈菲兹（1327-1390）的诗歌：“百花绽放时光好，只有酒杯应握牢。园中畅饮须及时，一周之后花已凋。”这些诗歌皆堪与王翰的《凉州词》媲美。
　　波斯在伊斯兰化后依然美酒飘香，除传统世俗文化的积淀之外，还与伊斯兰神秘主义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古兰经》有多处提到“酒”，比如：“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们。”“纯洁的饮料”一词在阿拉伯原文和波斯语译本中皆为“醇酒”。《圣训》曰：“至上的主为他的朋友们准备了酒，任何时候饮它都会沉醉，会因沉醉而精神振奋。”神秘主义者（往往同时也是诗人）对经文中的“酒”和《圣训》中的“酒”作形而上的阐释，解释为认主的神秘智慧，并堂而皇之地称呼真主为“萨基”（本义为斟酒人，多为美丽姑娘，也有俊俏少年），比如鲁米（1207-1273）《玛斯纳维》中的诗句：“选活力持久者的爱情，即为你斟劲酒的萨基。”将真主称为“斟酒人”堪称伊斯兰宗教文化与波斯传统世俗文化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波斯诗歌中“酒”与“斟酒人”的涵义往往难以分辨，亦宗教亦世俗，形成一种独特的诗酒风流，在中世纪的波斯蔚然成一个时代之风气。
　　这里需要赘言的是，上文中的“酒”皆专指葡萄酒（在诗歌中最常见的修饰定语是“红玉般的”），因为在波斯地区自古没有粮食酒，对粮食酒用外来语的“酒精”一词称之。
　　“希腊人从亚洲西部得到葡萄树和酒”（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并很快让葡萄美酒飘香欧洲。然而在东方，葡萄酒的芳香却迟迟飘不进长城。尽管葡萄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就被带进了中原地区，但中国人似乎只对粮食酒情有独钟，对葡萄酒不感兴趣，直到贞观十四年（640年）才学会酿造葡萄酒，是年唐太宗平定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册府元龟》）。
　　尽管有王翰的《凉州词》千古煽情，但至今也无法使葡萄酒取代中国人对粮食酒的特殊情感，就如同粮食酒在波斯人心中永远只是医用酒精的同类，永远无法与闪耀着红玉光辉的葡萄酒相提并论。中国、波斯，亚洲大陆上的东西两大文明古国，共同将酒文化诠释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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