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哥萨城”（今河北涿州）一节中说：“过了这座桥（指北京的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 太原府园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红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 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 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格外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在当时元大都宫城制高点的万岁山广寒殿内，还放着一口可‘贮酒三十余石”的黑玉酒缸，名为渎山大玉海”。此缸至今尚存于北海团城，是元朝帝后嗜饮葡萄酒、马奶酒的历史见证。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主要内容为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畜、禽鱼、蜜蜂等。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博闻录》：“蒲萄，宜载枣树边。春间，钻枣树作一窍，引蒲萄技从窍中过。蒲萄枝长，塞满窍子；去蒲萄根，托枣根以生。其肉实如枣。北地皆如此种。”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在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下，元朝的一些重要官员也身体力行，发展农业。史称“连领六郡，五为监一为守”，政绩显赫，声震朝野的鲁明善就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职时撰写了《农桑衣食撮要》。该书以月令体形式，以农桑为主，还包括林、牧、副、渔各业，凡气象、水利、畜牧、园艺、农产品加工等各种农事项目，以及衣、食、住等方面应有尽有，当时被称为“最好的农家月令书之一”。该书在讲到二月的农事时，专有介绍葡萄的插栽：“插蒲萄：预先于去年冬间截取藤枝旺者，约长三尺埋窑于熟粪内，候春间树木萌发时取出，看其芽生，以藤签萝卜内栽之。埋二尺在土中则生根，留三、五寸在土外。候苗长，牵藤上架。根边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浇灌，三日后，以清水解之。天色干旱，轻锄根边土，浇之。冬月用草包护，防霜冻损。二、三月间皆可插栽。”

此外，为了保证官用红酒的供应和质量，据明朝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元政府还在太原与南京等地开辟官方葡萄园，并就地酿造葡萄酒。其质量检验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辩其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制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业的空前发展和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在元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我们可以从元代的诗歌、散曲中得知，元朝的特殊社会环境酝酿出浓郁的葡萄酒文化，而葡萄酒文化又浸润着整个社会生活，其影响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