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是所有好酒之人的知音。这位每天都要喝上两杯的哲人说，从一个人的酒量能够看出他的意志力。这话有些半开玩笑，但是也的确颇有道理。因为喝酒本来就是七分酒意，三分借酒撒疯。不撒疯的人拒绝酒精的怂恿，意志力当然是很强的，但也显得有些无趣。

　　叔本华还说过一句话：人生乃是理性与荒谬之间的空白。他自己每天准时到家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咪两口，这是他对付空白的一种方式。他喝得比较节制，很符合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但是这至少也说明了喝酒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酒，它是天国的琼浆，也是撒旦的毒汁，它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对抗无趣而有序的世界的方式之一，到了中国古代文人这里尤其如此。叔本华关于人生空白的论述翻译成中国文言式的表达就是：风起天末，雪落人间。茫茫身前身后事，拿什么来填充，又有什么才能填得了？酒本是实物，指向的却是虚无缥缈的感性。拿它来填补空白也许正合适。

　　因此，翻开中国的史料典籍和诗词歌赋，一个“酒”字就使着劲地往目光里钻。用诗人艾青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慕古文化的国家，“诗酒联姻，源远流长”。诗酒撞击的灿烂火花，一直照耀着中国文化漫长的画卷。“杯小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无论怎样，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酒搭上关系。

　　诗酒文化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从宫廷到民间，酒与诗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苏东坡曾经写：“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酒既能扫除忧愁，又能勾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这么好的东西，当然风行于世。那也就很好理解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们为何都很享受饮酒的快慰了。所谓杯中乾坤，皮里阳秋。高兴时要喝酒，郁闷时也要喝酒，得意了把酒言欢，失意了借酒浇愁。酒后写诗著文本是中国的文人传统，这时候看起来却倒像是为酒助兴了。喝酒有满杯痛饮和浅斟慢酌的区别，文章诗词也便有了激昂慷慨和缠绵悱恻之分，同一个人，若是喝酒状态不同，是很会影响到他随后写下的文章的。纵观中国的诗酒历史，酒醉诗情，诗美酒醉；诗借酒神采飞扬，酒借诗醇香飘溢。诗与酒，相映生辉。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学，不论感时伤怀还是春风得意，通通是满篇酒气。

　　饮酒和姿态

　　古代饮酒诵诗，是非常注重礼仪的。《诗经》说“饮酒孔嘉，维其令仪”，饮酒当然是美好的享受，但是也要注意保持高雅的风度。所谓酒品即人品，也就是说从喝酒时的姿态神色，待人接物中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因此，喝酒便不再是单纯的牛饮鲸吸，而附加了一种文化的姿态。谨慎规矩的人，惟恐喝酒时露乖出丑，而那些脑后生了反骨的人，偏故意撒酒疯，以此对抗他们所不满的世界。

　　竹林七贤，是中国古代最为放旷不羁的文人群体。他们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衣衫不整甚至赤身露体。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他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他的仆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因为主人说了，什么时候他喝酒醉死了，可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放浪，每与宗人共饮，他总以大盆盛酒，不用酒具，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和猪一同饮酒。

　　他的叔叔阮籍饮酒同样狂放不堪，但阮籍最著名的酒事还是以酒避祸，开创了醉酒掩盖政治意图的先河。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司马炎向阮籍之女求婚，阮籍既不想与司马氏结亲也不愿得罪司马氏，只得称醉，一连60多天不和司马家族见面。这堪称历史上为期最长的醉酒了，结果亲事没有答应下来，也没有惹上祸端，酒也难得地为人逢凶化吉了一回。

　　魏晋文人的酗酒，与其说是道德失范，还不如说是生存哲学和文化姿态。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他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醉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文人的心态。社会动荡不安，孔融既能被曹操所杀，那么刀口完全有理由架在自己脖子上。如此说来，还是远离政治是非，莫谈国事。喝酒的狂放，已经是这些有抱负的文人最后的个性彰显了。

　　喝酒，虽说不需要跪的姿态，但是在竹林中抚竹节而歌咏，乘酒兴而挥毫的时候，酒对落魄文人们来说，何尝不是苦涩难以入喉的呢。

　　豪饮和豪文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

　　这首强词夺理的诗也只有出自李白之手才显得自然贴切，因为他的酒名和诗名相比毫不逊色。作为一个终生酗酒的狂人，李白真正是豪饮著豪文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有一次进入权力中枢的机会，那就是“醉草答番书”。乘着酒意，手中一枝笔，堪当百万兵。但就连这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显得醉醺醺的不够真实，难怪后来总不得志。

　　李白的酒瘾之大在他给妻子的《寄内》诗中写得明白：“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喝酒也就算了，还每天烂醉如泥。可以假设认为李白的妻子肯定不像后来的文学批评家那么喜欢他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