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朗姆酒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打下了最初的基础，那么威士忌对美国人来说则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它代表了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精神。

　　“啤酒马上要见底了”

　　16世纪末，英国打算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当时人们估计美洲殖民地可以提供如下产品：“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水果和盐，波斯和意大利的丝绸”，还有大量的木材。这样一来，英国就可以摆脱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木材的状况。殖民者和其英国国内的支持者们还希望能找到金属、矿藏和珠宝。总之，英国人希望美国是个应有尽有的聚宝盆，能即刻为他们带来利润。

　　然而事实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北美的气候远比想象的要恶劣，根本不适于地中海植物及甘蔗、香蕉等其他英国需进口的农产品的生长。他们在这里也没找到任何金属、矿藏和珠宝，就连生产丝织品的努力也遭遇失败。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此后几十年中，生活在那儿的殖民者遇到了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他们忍受着食物的匮乏和疾病。同时，由于侵占了当地人的土地，他们还和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发生冲突，陷入了长期的战争。

　　在这样的困境下，保证可靠的烈酒供应显得尤为重要。1607年，共有三艘船运送第一批永久移民来到弗吉尼亚。

　　同年，啤酒供应的短缺状况成为英国选择建立第二个殖民地地点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的。1620年，“五月花号”从英国出发，朝哈德逊河进发。但后来，他们却在偏北部的科德角上岸。恶劣的天气让他们不能继续向南航行，因此船长只好让所有人都下船上岸。威廉·布拉德福德是清教领袖(后来成为该殖民地的州长)，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们没有时间多考虑，因为我们的食物所剩无几，尤其是啤酒，马上就要见底了”。水手们想方设法为返程准备足够的啤酒，因为他们相信，在海中航行必须要喝啤酒才能预防坏血病。当第三个英国殖民地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时，前往该州的定居者带足了啤酒。1628年，“阿尔培拉”号船载着大批供应品开往马萨诸塞州，其中包括42吨啤酒，清教殖民者的著名领袖约翰·温思罗普也随船同行。

　　朗姆酒为繁荣打下基础

　　由于气候恶劣，用于酿造啤酒的欧洲谷物很难在这些殖民地生长。为了摆脱对英国进口啤酒的依赖，定居者们试着用玉米、云杉嫩尖梢、枫树汁、南瓜、苹果皮等材料酿制啤酒。看到远在南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喝的是葡萄酒，他们也试着开始引进欧洲的葡萄。但由于气候恶劣，恶疾肆虐，加上他们大多来自北欧，缺乏葡萄酒酿造经验，最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们又试图用本地葡萄酿酒，但酿出的酒根本无法入口。最终，弗吉尼亚的殖民者决定放弃酿酒，专心发展烟草种植业，并从欧洲进口发芽大麦(专门用于酿制啤酒)、葡萄酒和白兰地等物资。

　　17世纪下半叶，朗姆酒的传入改变了美洲殖民地的生活状况。朗姆酒比白兰地便宜得多，因为它的原料不再是昂贵的葡萄酒而是生产蔗糖所剩余的糖蜜，加上朗姆酒可以在美洲本地酿造，不必船运穿过大西洋，所以又省去了昂贵的运费。朗姆酒不仅比白兰地便宜，而且其度数更高，因此它很快就成为北美殖民者最喜爱的饮品。

　　朗姆酒已经为美国工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因为新英格兰的商人(主要是在塞伦、纽波特、梅德福德和波士顿)不再直接进口朗姆酒，而是进口糖蜜自己进行蒸馏。他们酿出的朗姆酒虽没有西印度群岛所产的酒质量高，但价格却更低廉，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因此，朗姆酒成了新英格兰利润最丰厚的商品。

　　随着定居者不断由东海岸向西部迁移，他们开始喜欢上另一种蒸馏饮品——威士忌。威士忌是对发酵的谷物进行蒸馏酿制而成。西迁的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原因之一是他们中许多人都有着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血统，并有着对谷物进行蒸馏的经验。另一方面，战争使得用于酿酒的糖蜜供应紧张，而原来在海岸附近难以种植的大麦、小麦、黑麦和玉米等作物(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殖民者酿造啤酒会有很大麻烦)在内地种植起来容易得多。相反，朗姆酒的酿制离不开海岸，因为酿酒的原料之一糖蜜就需要从海路进口，如果要把糖蜜运往内地则费用过高。相比之下，威士忌则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酿制，它的原料不需要进口，因此也就不需要缴税或担心被封锁。

　　1791年，仅宾夕法尼亚西部一个地方就有五千多个罐式蒸馏器，几乎是每六个人就有一个。威士忌扮演了朗姆酒以前的角色。它代替了朗姆酒成为“浓缩财富”：一匹驮马能够驮运4蒲式耳(l蒲式耳等于8加仑)谷物，但如果把这些谷物蒸馏成威士忌的话，它就可以驮运24蒲式耳谷物。在一些乡村，威士忌被当地用作货币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盐、糖、铁、火药和子弹等。在出生或死亡的仪式上，人们会喝威士忌来庆祝或哀悼。每当通过了法律条文，人们也会喝威士忌以表庆贺。法院给陪审员送威士忌表示感谢。参加竞选的政客们送威士忌给选民们，以争取选票。甚至有些职员的工资也是用威士忌来发放的。

　　酒税引发军事冲突

　　因此，正当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因战争而欠下的大笔国债而发愁时，他发现向蒸馏饮品征收消费税无疑是条好路子。这项税收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人们过量饮酒。汉密尔顿相信这一税收将“有利于农业，有利于经济，有利于社会道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1791年，美国通过了一条法律：从7月1日起，酿酒者必须缴纳年税，或者酿制每加仑酒上缴最少7美分的消费税，具体上缴多少要视酒的度数而定。该法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公众的反对，特别是在西部边境。这一税收对内陆的定居者似乎尤为不公，因为根据规定，酒一出蒸馏器就要征税，这就意味着自酿自饮或用来交换物品的酒也要征税。另外，很多定居者之所以当初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躲避税收和政府的干预行为，但没想到刚脱离英国政府的新联邦政府竟然没比英国政府好多少，为此他们怨声载道。

　　新法律开始施行了，但很多农场主拒绝交税。于是，有人袭击收税人，偷走他们的账本并将之销毁，把他们的马鞍剁成碎片。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宾夕法尼亚的费耶特、阿勒格尼、威斯特摩兰和华盛顿等地，这些县郡都狂热地支持地方自治。反对消费税的农场主们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抗争。他们打破那些交税者的蒸馏器，并在树上贴通知号召人们进行抗争。终于，议会在1792年和1794年分别修正了法案，减少了对乡村酿酒者的税收；并赋予地方法院司法权，让他们自己审理罪犯。然而，这样做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抗争。汉密尔顿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的话，联邦政府的权威将岌岌可危。于是，他派出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到宾夕法尼亚西部将传票送达给几个拒绝纳税的农场主。

　　1794年7月，当传票送达给一个叫威廉·米勒的农场主时，冲突升级了。米勒的一个同伴冲着联邦法院的执行官们开了一抢，所幸无人受伤。但在随后的两天里，双方发生了冲突。自称为“威士忌爱好者”的暴乱队伍这时已扩展到500人，冲突中双方都有伤亡。后来，一位叫戴维·布拉德福德的律师取得了暴乱队伍的领导权，他呼吁当地人民支持他们的反抗。在他的号召下，六千多人在匹兹堡附近的布拉多克集结，大家推选布拉德福德为这支临时部队的总指挥。他们情绪高涨，在经过军事整顿和射击训练之后，他们决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国家。

　　华盛顿总统的酒坊

　　华盛顿总统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从宾夕法尼亚东部、新泽西、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调集了13000兵士，并让这支部队带上枪械、火炮、行李及已经征了税的威士忌翻山越岭开赴匹兹堡，向叛乱者显示军威。布拉德福德的军队得知联邦军队正在逼近，立刻军心涣散。布拉德福德逃走，他的追随者也立即作鸟兽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支开来教训“威士忌爱好者”的军队为解决征税的问题做出了很大的实际贡献，因为在行军后期他们需要更多的威士忌，于是他们用现金向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酿酒商买酒，这样一来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酿酒者就有钱交税了。

　　大概有二十几个反抗者被带回了费城，但除了监禁几个月以外，他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有两个反抗者本来要被处以死刑，但总统赦免了他们。到此，征收酒税的政策也就正式宣告失败，这条法律在几年以后最终被废除了。政府用于支付镇压反抗的军队的费用高达150万美元，相当于消费税实行的10年中所收全部税收的1/3。威士忌暴乱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抗税。尽管暴乱和税法最终都失败了，但联邦政府出兵镇压充分表明了联邦法律不容忽视。因此，这件事也算是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抗税斗争失败后，有着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抗争者继续西行。到达新建的肯塔基州后，他们开始用玉米和黑麦酿造威士忌，并由此促进了另一种饮品的发展。这种方法源于波旁县，所以这种威士忌酒也叫波旁威士忌酒。它使用本地的玉米作原料，因此味道别具一格。

　　乔治·华盛顿在晚年时，自己也开办了一个威士忌酒坊。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他的农场经理——也是一个苏格兰人——告诉他，其家园弗农山所产的谷物如果用来酿造威士忌的话将会利润丰厚。他的酒坊在1797年开办的时候只有两个蒸馏器，到1799年，也就是华盛顿死前不久，酒坊产量达到顶峰，蒸馏器发展到5个。那年他酿造了11000加仑的黑麦威士忌酒，并在当地出售，赚到了7500美元。他还将酒一桶一桶地送给亲戚和朋友。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道：“200桶酒已经准备好了，你尽快来取，越快越好，因为有很多人急着想要”。

　　华盛顿喜欢威士忌并且自己办了厂，相比之下，另一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则对威士忌持反对态度。他极力贬低威士忌，称它为“毒药”，并为此发表了著名的评论，“在葡萄酒便宜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不会喝醉；而在葡萄酒昂贵的国家里，人们只好以烈酒作为日常饮品，所以往往会变得终日醉酒不醒”。杰斐逊大力发展美国的葡萄种植，他提倡减少对进口葡萄酒的赋税，并声称只有多进口葡萄酒才是“对付威士忌毒害的唯一解药”。但是他的想法是违背民意的，葡萄酒价格比威士忌高得多，酒精含量更少。另外，威士忌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它代表了美国人民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精神。